所属类别：杂文

所属子类：思想钩沉

文章作者：E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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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文世界里，数鲁迅先生的文字最具魄力，影响了几代人。鲁迅先生的行为与厚生（成仿吾笔名）的：“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言论是南辕北辙的。鲁迅先生的文字总是有的放矢进行着。“醉眼陶然”亦或者是用来取代鲁迅的“坚持”吧。读完以上的断章，就不难发现：鲁迅先生的言辞确是戳疼了某些人。梁实秋坦言：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这段话是很主观的。在读《旧事》和《文化历史》时（当然，这些读物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依旧可以从里面读出鲁迅的星点小记，笔者记得一个江希张，当年鲁迅笔下讨伐过的“满清神童”，《文化历史》里记载江希张留洋海归之后，在中国就任科技事业，深入简出。文章做了大段介绍和描写，以推翻鲁迅当年笔伐过的“神童”。这段描写，是极为客观的“描述”。当然，逝人已矣，鲁迅他不知道后来“神童”的发展，只是针对当时的《四部白话全书》和《五经白话全书》的编辑造册作了时评，江希张出书时年方七岁，鲁迅又怎知后事。这与杂文强烈的时效有关。后来读到“有人让鲁迅写蒋介石”那部分就开始思考，鲁迅先生从没写过蒋介石，往后看是：“鲁迅答道，文章并不难写，但是写了就在上海再也住不下去。”到此，鲁迅写文的目的很明确，他并非人们口中的“狂徒”或者“疯子”，相反，他的时评的确起了作用，让失去知觉的国人醒悟，至于那些骂语和后来的一番客观讨伐，他用七个字应对了：“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没有因文获罪，是他针对国人陋念笔伐，纸戈笔马中，除了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还有控制其的“大脑”。相比下，写过“葬送蒋家王朝”的人，都被获罪，而鲁迅则因为拒绝论蒋而豁免。说到底，因文获罪的人，都被统治阶级冠以“谋逆”罪名，有些是莫须有。文人不同武夫，但也有雷同匹夫之勇趁乘口舌之快的。安禄山没有获罪，他口蜜腹剑。杨修没有谋反之心，反而被诛杀。有人在朝堂上“指鹿为马”也无人敢驳。想想，罪与非罪依赖权者是否昏庸。记得有位谋者，就是现在的“军师”（孙膑），在与同门斗智中，孙膑用“装疯”一招逃出升天。由此可见，文人中不乏匹夫之勇者，智不足而勇有余，所以因莽撞说了不该说的话，作了不该作的文章。孙膑虽不是文人，但是其存在已经威胁到了庞涓，庞涓作为另一权者军师，掌决生杀大权。通过比较得出：文人中有“匹夫”和“谋士”的区别。在《太平广记》东方朔传中有“怪哉”一说，说汉武帝行路时，看见一种虫，五官俱全，汉武帝不知为何物就问东方朔，东方朔当即杜撰了“怪哉”一说：怪哉乃秦国冤魂所化，遇酒则融。汉武帝照做了，仍有后世研究“怪哉”为何物，是不是真有其虫，东方朔其实是暗指“文字狱”一说，以鬼神之说警示帝王，所谓伴君如伴虎。清朝执政者有次不上朝，害得官员从临晨三点等到下午五点，宣布散朝后，竟然有官员急于回家吃饭而被挤死，这与文字狱无关，是个意外。文字狱是人为的，是一种带有政治胁迫的“恶意作为！”。无论是否意外，执政者没有尽力造成伤亡的，就是错误。谈到这里，想到日本一位首相，因为扶助国民的一大笔现金由于疏漏丢失而头疼不已，最后扣出自己和其他官员的“俸禄”以示惩戒。又有泰国总理他信，在其家族获得巨大利益后流泪下台，这些事虽与文字狱无关，但执政者如在政事上有所偏颇就会遭到非议，必然“失道寡助”。因为失道寡助，所以有“图穷匕现”、“博浪沙”。古时“文人无法度”的偏见是不可取信的，文人行文应该得到支持。当然，现代一些文人宣称自己患有AIDS的语言除外，那只是为了引起他人注意，诗人脱裤的则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再挖空脑子想，文人除了因文字获罪外还有许多种获罪的方式。二、秋后的日头，文字的匕首，说起匕首，当然是杂文首屈一指。刚结识的一位称先生这样对笔者言：“散文如母，包涵一切琐碎，当有取山泉水之灵气。杂文如父，年近五旬，刚健铿锵，沉重庄严，秉性跃然。”前半段笔者赞同，后半段逃不掉偏失，杂文的确有男子豪迈气质的突现，但，细水长流远胜于惊涛骇浪，就杂文而言，匕首一比具有短、狠的特质，但不能涵盖所有载体。没有载体，依托显然虚设。杂文不行老套的笔伐，这与类一的说人、说事、说观念、不同，对错尚不论，表现力是关键，一千个人写一个题目，不会用雷同的方式。这正剖析了“文字”之魅力。正因为文字的魅力使然，才吸引了众多“从文”者，在秦时“焚书坑儒”后，国家急需人才，秦二世在位时，用商鞅变法推行仁政。可惜商鞅后被“车裂”，想历史上总有巧合的事，曹操先斩杨修后杀华陀，以至于病入膏肓。这两事例不难看出：文字是传播工具，即前文里所提到的“载体、依托”少了这些，经验和技术就难以实行，一切都将成为空谈，更别说治理和管理一个国家。然而，执政者也有些许个人观念的偏好，就如行文人，作文不会用一种方式，文字自然千差万别。执政者也是如此，不同的人治理国家会用不同的方式。人有千种，笔（权）在谁手，谁就是王，古语：擒贼擒王。说文字狱就要从根源说起，如果文字是因其魅力而吸引人，这种吸引到底是对还是错？根据文人的“主动”来看，文字本身是没有错的。文字不会自己行文，还是被操纵，被行使的，是一种工具。只有文人这样高智商的生物才能游刃有余，行其间并乐于创作。这即是“文”之说。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到甲骨文，到后来秦始皇统一文字，想必也是历尽千百年的磨练，成为世界一传统、一奇迹罢。字在中国，用的是属方的。四四方方，格子里居住，所谓北京片子方块字，一双筷子八仙桌……如此特色的文化，仅有China具备。解字并不容易，特别是几个字摆在一起，毛泽东文件里常说要“弃封建糟粕，取其精华”中国文化中的，要“弃”糟粕并不容易，四字成语里，就有众多与封建等级，君王统治有关的词语。阶段和制度显而易见，其例更是不计数如“牝鸡思晨”“黄袍加身”，与教条，与传统密不可分，光四字又能代表什么？只有形成长篇文章才有作为。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除了战争侵入，就是理解”到底是：“战争”来得比“理解”快，所以文字狱绝对比文字的理解占有优势。当理解不了时，战争必然爆发。“吴妖小玉皆成土”，亦然，好花不常开。谁又去追究“花儿二朵，各表一枝”？炎、黄二帝是始祖，与历史有关，所以不予颠覆。更多人喜欢唱《中国龙》。继“文字”之后一个缀，就是“文字狱”。就这么三个字就断送了许多文人和非文人的性命，创这个词的人只怕也有不甘心罢。笔者不清楚是造词人的一时疏忽还是事实所限，因文获罪是大众的解释。“文字狱”根据笔者的推断是：一个群体，或是一群不特定的人因统治制度偏差而得牢狱之灾。”“狱”，和文字一样，也是工具。在文人和君王之间有某些共同点，一个要表达，一个要统治。当二者起了冲突，狱就起了特殊作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已经过去。惩罚犯罪从画地为牢开始。“狱”是惩罚手段之一，与之匹配的还有刑。而文字，是解读一个人思想、观念最直接的方法，在执行“狱”前，都需要“画押”，想必，这也是“入狱”最直接的证据。一些因君王“失去理智”赴“狱”冤死的文人到底是行文人中的一部分，文人不会因“文”入狱而退缩，笔者就借此为历史上血肉铸成的“文字狱”缅怀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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