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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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对邹韬奋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早有所闻，对他的才华和作为暗自佩服、赞赏。所幸的是，在武汉，周恩来与邹韬奋终于相见、相识，而后极投缘地频繁交往起来。二人第一次的见面，彼此便都感觉好似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邹韬奋(1895．11．5――1944.7．24)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21 年大学毕业后至1931年，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1932年7月，建立 生活书店。次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期间，他写了《小言论》和《韬 奋漫笔》等杂文集。1933年7月因受迫害流亡国外，先后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4 本游记随笔，这是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1935年8月，由美归国，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不久被封。1936年奔走于港沪之间， 积极鼓动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狱后，上海沦陷，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 聘他为国民参议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1941年2 月，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凋刊。香港沦陷后，曾到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1943年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表达了 他对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愤慨。不久患耳癌去世。在邹韬奋逝世5周年之际，周恩来曾经饱含深深的怀念之情为他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款字字千斤的题词是对邹韬奋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映照出二人多年深交熟知之真情所在。正是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邹韬奋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最终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写就了他光辉壮丽的人生篇章。

周恩来握着邹韬奋的手，十分坦诚地面带微笑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还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邹韬奋的手，坚定地鼓励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周恩来的热情和诚恳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提起过：“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谋面就一见如故，这并非偶然，是有其内在的因素必然地起着作用的。邹韬奋和中国共产党早有接触，其事业一直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其成就也深得党的赞赏和尊重。他所主办的刊物和书店里边，很早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参与工作，而且均得到他的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一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7月被迫流亡国外。这年，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曾得到了瞿秋白的关注。1935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等刊物，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又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这年8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看到由邹韬奋起草、并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后，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的一封信中，表示极大的鼓励，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救国会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党派、组织和个人合作。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通过的规章、纲领和决议，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在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9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信中还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9月24日，潘汉年带着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离开陕北苏区，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邹韬奋就同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了直接联系。11月，他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直至1938年到了武汉，邹韬奋便有机会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得以见面共事。周恩来与邹韬奋均有相见恨晚的同感，彼此信任钦佩，从此推心置腹，结为知己。

周恩来堪称大力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代表。他对其他各党派人士，都保持有密切的交往。到了武汉特别是在重庆期间，邹韬奋与周恩来直接来往多了起来，较为密切。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和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一见如故的邹韬奋先生，周恩来表现出更多的关爱。因为他深知，进步出版事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的有力阵地，是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邹韬奋则从周恩来那里不断地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及时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在当时著名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不是来此请教政治问题，就是随时获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尤其是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各种决定，从而使自己能更充分地发挥文化宣传作用，以唤起更多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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