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两次申请入党惊动毛主席


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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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一个党外干部,两次申请入党都惊动了毛主席。一次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另一次是在建国后。最终,他如愿了……

吴晗(1909――1969),家乡在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1909年8月21日出生,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吴晗7岁入乡村的学堂读书,1916年进入吴店育德小学。吴晗小时候很爱看书,特别爱看历史小说和历史书,被人称之为“蛀书虫”。吴晗12岁在金华上中学,1925年中学毕业,在本村的椒峰小学教书,成为小学校唯一的教员,国文、算术、常识全教。后又到家乡附近的一所小学教高小。但吴晗不甘心长期当小学教师,曾经想报考黄埔军校。1928年考入私立之江大学,1929年又考入位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大学部。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特别注意明史的研究。1934年夏天,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清华大学当助教。1937年9月,不到30岁的吴晗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来到昆明,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分校讲课。1943年7月,吴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晗回到北平,到清华大学任教授。1947年,写出《朱元璋传》。1949年11日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1955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解放战争的初期,吴晗在昆明的时候,就和闻一多偷偷订下了一个秘约:将来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两位坚强民主战士的伟大心声。

1948年8月下旬,国民党特务在北平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为了保护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北平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吴晗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

初到解放区,吴晗听到群众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不很理解; 尤其对“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很不习惯。他想:“这些好是好,可又何必搞这套形式?”在解放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认识到自己不理解、不习惯,是“因为我不了解政权的本质面目,一个是反人民,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单从形式而不从本质去接受,自然会发生这种错觉”。“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睛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后来,吴晗在解放区参加各种学习和座谈会,参加群众集会,听了许多报告。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带根本性质的转化。他说,在解放区,“我不但用耳朵听,用心记,而且用眼睛看。我看了老解放区,也看见了老解放区的人民、武装部队和夜以继日的不停地在工作学习的各级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解放区生活,吴晗感到自己的头脑换了一副新的。多年以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气焰,越来越来收敛了。认识到自己只是一滴水,流入了汪洋大海。自尊心一扭转,变成心虚胆怯了。一方面看到胜利在望,欢欣鼓舞;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在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能做什么呢?为此,他逢人就问:“我该怎么办呢?”吴晗的这种剖白是发自内心的。他觉得自己在变,“装满脑子里的旧东西逐步在减少,新的东西在增加,我有了进步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吴晗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信中写到:“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在西柏坡,吴晗先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和鼓励,这使得吴晗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也在他一生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在1943年吴晗就有了一次转变,这次到解放区来,是他又一次的转变,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带有根本性质的一次转变。吴晗的这种巨大的转变,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里,是十分突出的。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吴晗去谈了一次,向他讲清了道理。从此,吴晗决心为创造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时时刻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1954年他在写给彭真同志的一封长信里,再一次表达了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甚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吴晗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以诚相见,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对党讲了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彭真见信后,批给了刘仁、张友渔和薛子正,还指定张友渔“切实设法解决其工作中的问题”。吴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以后,党中央曾多次指示北京市委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吴晗,也从生活上多加关心他。最初,吴晗仍住在清华园里。每天他到市政府办公,中午在机关食堂和张友渔、薛子正两位副市长一起吃饭。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到市委去开会,没有回来吃午饭。行政人员见只有吴晗一人吃饭,就减了菜。吴晗本人自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薛子正回来知道减菜的事,就找行政人员说,减菜容易让人产生对待党内外干部有区别的想法,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同时,薛子正把这事向市长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很重视这件事,特别是联系到吴晗曾提出回清华大学专门教书的事,认为这是统战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

几天之后,在中南海颐年堂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约见张友渔、刘仁、吴晗,亲切地问吴晗的工作情况,还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大胆工作,安心工作。吴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书有把握。于是,毛泽东又向他们讲了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他又特别强调,在工作中,一定要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说到这儿,他问刘仁和张友渔:“你们同吴晗同志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张友渔说:“我们做得不够。”吴晗忙说:“我们的关系很好。”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从下午三点钟讲到五点钟。晚上还留三人一起吃家常饭。吃的搀豆子的江米饭,有三四个菜,都是小盘,辣子很多。在饭桌上,张友渔自责地说:“我和吴晗同志是对门而居,非公事不相往来。”毛泽东当即用温和的语气反问一句说:“难道统战工作不是公事吗?”就在那几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室召集的小型会议上,讲到统战工作时,也举了吴晗遇到吃饭减菜的事,对张友渔说:“你再讲一讲。”张友渔把这事又讲了一遍,并做了检讨。然后,周恩来又说,党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瞧不起。减少一点菜,好像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必须教育行政人员,十分注意。

1957年3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吴晗的入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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