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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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里，身体一直是一个器物，它承载人的思想而使其成为人，而有了思想的猴精猪精在《西游记》里也抛却了皮囊的限制，而上升到人甚至仙佛的地位。真正让中国人的身体成为身体，有了它自身本能的反应，应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三大文妖”开始，这三人是：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

张竞生（1888-1970），字公室，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人，1888年诞生于浮滨镇一个清山怀抱、绿水横流的大榕铺村。他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讲述人体除了疾病以外的另一课程――性学的大学教授。他一生充满传奇，其贡献不仅仅是开启中国现代性学之门，更是以此启发国民心智，以脱掉肉身上的沉重负担的思想。张竞生其实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南北和议时，他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本来有官职可享，却以为出国留洋更为重要。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以官费生出国，在法国先后读完学士、硕士，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张竞生，满脑都是西方理念，他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学校内推行招收女生、提倡游泳等观念，又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陈炯明多子女，怀疑其有嘲讽之意，他的教育改革被认为“不合国情”，被迫辞职。1921年10月，他受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任教之余，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同时被北京《晨报》副刊聘请美国著名学者格山夫人来北大做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报告全文刊于《晨报》副刊。他在北大任教5年，著作颇丰，一些作品曾轰动一时。后因著作《性史》，为封建传统观念所不容。时张竞生发出性史征文启事，收到稿件300余篇，这是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性禁锢、性盲发起的一场勇敢挑战，但却招来声誉扫地。一些无赖假冒张竞生之名，滥制污秽、淫荡的所谓性史文章，由某些大人物支持，把祸水倒在他头上。他向国民政府当局上书，要求澄清事实，却石沉大海。1926年，张竞生离任赴沪，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开办"美的书店"，出版"美的丛书"。但率遭查抄罚款，不久被英租界警方封闭。在此期间，1924年与他情投意合已结了婚的褚松雪女士，因经不起社会重压而与他分手。1927~1928年间译性心理学创始人蔼理斯所著的《性心理丛书》一套共6卷。1929年初到杭州讲学，被浙江当局诬以"性宣传"罪名拘留并驱逐出境。后由同学陈铭枢赞助于1929年再度赴欧洲研究社会学及美学，并从事译著，把卢梭《忏悔录》一书翻译介绍到中国，影响很大。

其时，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于1920年起，陆续为人体写生课聘请女模特，在上海不仅引起轩然大波。

刘海粟(1896-)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武进人。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后，赴日本、欧洲考察美术。1920年7月20日，刘海粟聘到女模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画室。然而，世俗的议论却令刘海粟伤心，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儿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儿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军阀孙传芳与危道丰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危道丰将载有《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的《申报》递给孙传芳后，孙传芳看了几行便问危道丰：“模特儿是什么东西？”危道丰赶紧答道：“就是一丝不挂让人画的女人。”接着又添了几句：“我刚接任两星期，决意整治上海的淫风败俗，才开个头，就遭到刘海粟的辱骂，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请联帅另委高人吧！”孙传芳又问：“他敢辱骂长官？”危道丰见机便用激将法：“联帅，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不然怎么敢公开向你施加压力！”孙传芳冷笑道：“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海粟敢如此妄为！”“联帅，下令吧，我立即派人把刘海粟抓来！”孙传芳想了想说：“无须动干戈，本帅给他写封信，婉劝几句，他敢不听命？”6月3日，孙传芳果然给刘海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主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闻报》上刊登后，震动了上海。美专的师生有的认为，孙传芳是五省联军司令，手操生杀大权，如果我们不给他留点面子，后果不堪设想。也有的认为，孙传芳代表的是封建势力，我们不能向他投降。刘海粟听了师生们的各种意见后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儿，绝不向孙传芳妥协！”10日当晚，他给孙传芳写了复信，信中说：“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钧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此一举……敝校设西洋画科，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摹仿西学已耳。”接着用千百年来善男信女膜拜袒裸佛像无损于佛法的事实，说明人体模特儿也无损于圣道。最后写道：“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万锯鼎镬，所不敢辞！”在刘海粟写这封信的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

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甚为恼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没给他留面子，伤害了他的尊严，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儿，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儿。

至于黎锦晖，在今天他相当于罗大佑之类的著名音乐人。在20年代，上海像样的唱片公司都以在入口放他的大幅照片为荣，这位音乐人是“金嗓子”周璇的领路师傅，大上海许多靡靡之音均出自他手。黎锦晖于1921年来到上海的时候，满腹都是革命理想，所想的是推广白话文与平民音乐，后来不想却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今天听《毛毛雨》，大概想不到这首曲子是当时批评的“黄色歌曲”之首。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是的，就是这首家喻户晓的儿歌《小兔子乖乖》，它的词曲作者就是黎锦晖先生。这首儿歌也已经流行了80年。黎锦晖还被称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1927年，有个叫王庶熙的湖南“细妹”来到上海，跟一位老师学习歌舞，这位老师先把她送上舞台，后把她送上银幕，几年后，一部《渔光曲》让她走向世界，老师还送给她一个漂亮的艺名：王人美。1930年，一个18岁的小伙子抱着一把小提琴来到上海，他也跟这位老师学习，学的是作曲。五年后他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从此聂耳的名字无人不知。黎锦晖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陌生的，但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当时上海几家外商经营的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界，他是位多种成就集于一身的奇人。中国的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他都占有重要席位，在有些领域，他更无愧于“奠基者”、“创始人”之誉，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个“里程碑”。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首先是音乐。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音乐界都承认，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他创作的《桃花江》、《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妹妹我爱你》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的流行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册出版，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还把中国流行歌曲推出国门，近年一位美国音乐人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黎锦晖将西方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后，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推广，使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又有人称黎锦晖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在当时的儿童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剧作家吴祖光当时只有六岁的妹妹吴乐，“穿件黑色长裙跳舞衣，插上一对黑绸翅膀翩翩起舞，”在北京孔德学校参加黎锦晖《月明之夜》演出的情景，至今还被人忆起。而他1928年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则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滥觞。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科学校”。他凭着丰富的民间音乐素养和汉语音韵学功底，继承、发展民族乐舞的传统，秉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主旨，以新颖、实用、快速为舞蹈教学的准则，聘请当时颇富声望与造诣的中外教师授课，教育方法与课程内容相当规范。此外，为配合舞蹈教学，学校还开设时事、外语、会话、戏剧常识、乐理、声乐、器乐等课程，采用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这种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学校也因此为中国新舞蹈艺术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正是这年的中秋之夜，上海一所小学礼堂里，在小朋友们演唱完黎锦晖创作的童谣《摇啊摇》之后，他宣布：“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此刻当空皓月，人人得以欣赏。以此为宗旨，‘明月歌舞社’即日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专业歌舞表演团体。歌舞社成立后不久，即创造了惊人业迹。在一位南洋商人3000块大洋的资助下，1928年5月，他们闯出国门，远赴南洋演出。第一站先到香港，在香港大剧场，八位青年女演员，身着雪白小纺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作词、黎锦晖作曲的《总理纪念歌》，一时间，剧场里观众肃然起立。一些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随之站起，全场气氛庄严肃穆。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当晚，香港同胞举行晚宴招待全体演员，庆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国争光。

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

其实，人们对黎锦晖作评价时，往往忽视了他艺术生涯的另一面。抗战期间，他出版《抗日三字经》；创作发表爱国歌曲数十首，其中如《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等都在当时产生过不小影响。由于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也流行黎锦晖的歌，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钱，希望他“能到延安看看”，后因故终未成行。他对革命充满同情，1927年“四一二”后，田汉把中共早期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黎锦晖，黎锦晖知道钱的特殊身份，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女儿。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钱蓁蓁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并称歌舞社的“四大天王”。并认黎锦晖为义父，取名黎莉莉。后黎锦晖应邀创作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诗》，让黎莉莉、王人美主演，从此把黎、王二人领上银幕。后来黎莉莉能成为三四十年代当红影星，黎锦晖具有重要影响。年过九旬至今健在的黎莉莉，谈起当年的引路人，仍深深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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