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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一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有关学者表示，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政策，但是这些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并不明显，经济至今还在高位加速运行。因而，今后几个月里，官方不仅仅需要在政策的执行力度上加重砝码，而且调控策略上或许也需有所调整。

“与往年不大一样，今年只要提到宏观调控，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央行，而不是发改委。”在上周末于京举行的一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说，针对年初以来不断显露出的货币供应过快、投资增速过猛等经济运行轨道上的障碍，央行可谓时时身先士卒，选择政策的思路也比较开阔。

然而，也有与会专家认为，从政策的实际效果看，央行“强弩之出也并非箭箭中靶心”――譬如，虽然央行两次动用利率手段提高贷款利息，但鉴于当前的贷款利率上涨幅度远远小于生产价格指数(PPI)的涨幅，而且加息后的实际利率与年初相比依然偏低，因而该项手段虽然屡次动用却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加快要素资产的市场化改革

中信证券研究部主管程伟庆则对央行政策指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若央行已经推出的诸多政策仅仅是为了抑制投资，那么这些政策就很难达到持久调控效果；但是很显然，这些政策的背后还潜藏着一些新的信号。

“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经济屡屡出现过热迹象，并由此引发了数次宏观调控。”程伟庆分析认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仅仅是表象，其更内在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要素价格过于便宜――包括资金、土地、自然资源价格过低――在各类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即使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企业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

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徐刚也认为，如果当前十分显见的土地、货币、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继续处于过低的扭曲状态，那么即便是重新使出行政性调控手段，也难以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总态势。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此观点颇有认同感。“在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汇率也是，土地虽然走向了拍卖，但是卖多少是由计划在控制，如能源、通讯、交通等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还不是由市场决定。这些问题妨碍了市场的运作。”他表示，资源节约的非市场政策、项目的审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汇率、土地和资金分配的非市场化等，不但阻碍着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而且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

鉴于此，程伟庆认为，今后的调控，无论是采取货币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其核心的调控基点不应是单纯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应越来越倾向于要素价格改革，加快要素资产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要素价格逐步逼近与之相关的供求关系。

发改委将掌舵今年余下的调控进程？

值得提及的是，社科院的诸位专家认为，要改变要素价格扭曲的现状，货币政策应该比行政手段更为有效。然而，这个目标仅仅依靠央行是难以实现的。有专家表示，在实现控制货币流动性、抑制投资增长过快之后，宏观调控的其他多项目标还有待发改委的全面介入。

事实上，最近已有市场人士猜测称，发改委将取代央行掌舵今年余下的宏观调控进程。倘若如此，要素价格的改革是否会随之起舞？煤电联动、油价改革等其他资源的价格改革又会否合拍而行？(记者郑春峰/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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